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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海上帝國的興衰

金國平*

一、葡萄牙帝國思想的淵源

　　羅馬帝國的歷史—文化遺產為葡萄牙帝國思想的淵源所在。帝國(império)這一詞匯在不同的時期、個別的歷史環境下，具有不等的含意。至18世紀末葉，才形成了如今的定義。Império源於拉丁語imperium，其語義為羅馬法官或國家官員之權利範圍。整個15世紀及16世紀末葉，多將其用來泛指今主權(soberania)的概念。在特定的語言環境中，時作“統治權”用。至16世紀末，該詞語義有了變化，始獲以前status(等級，國家)所具有的含意。直至18世紀，幾乎成為其同義詞。實際上，在公元1世紀，該詞已部分具有了其現代的意義。羅馬歷史學家薩魯斯提奧(Salustio)首次使用了Imperium Romanum(羅馬帝國)這一短語，來表示羅馬人民所行使的權限的地理範圍。即便未知或不存在的國家(estado)，亦可包括在其範疇之內。例如，晚至18世紀，葡萄牙唐若望五世(D. João V)國王的全稱仍然冗長、堂皇：“本人，唐若望五世，奉天承運，葡萄牙、阿爾加維、非洲海內外之國王，幾內亞及埃塞俄比亞、阿拉伯、波斯及印度等地征服、航行及貿易之主。”①。儘管當時的地理知識尚較狹隘，而且君主的領土要求有限，但他們清楚地意識到，這一提法的後果深遠至大。地理大發現時期伊比利亞兩國奉行的帝國政策是羅馬帝國思想的繼續，而西葡兩國的君主從某種意義上來講自認為神聖羅馬皇帝的繼承者。在當時的特定歷史條件下，一個國家的強大與否以其所包括的民族的種類及數目為衡量尺度。直至19世紀的歐洲擴張，帝國才完全使用如今的概念。

　　12世紀起，基督敎發展蓬蓬勃勃，影響不斷擴大，勢力範圍日益拓展。在十字軍的協助下，伊比利亞半島上的基督徒進行了長達8個世紀的“光復運動(reconquista)”，將摩爾人趕回了地中海北岸。這是世俗的軍事取勝，同時又是基督敎壓倒伊斯蘭敎的宗敎勝利。得勝之後，基督敎國王、尤其是西班牙的“天主敎國王”將“普世帝國”的夢想，與將基督敎文明傳播全球、皈依一切異敎民族的理念結合了起來，由此形成了海外擴張的兩大基石：領土征服與精神征服。在葡印生活過多年的編年史家迪奧哥．德．科多(Diogo de Couto)曾精闢地分析說：“葡萄牙歷任國王在征服東方的過程中，一直試圖將這兩種權力結合起來。二者相輔相成。”基督敎國王不僅有在其轄境內瞻養、保護基督敎的義務，同時有義務將其帝國擴至所有非基督敎徒。對於作為一種文化、倫理體系的基督敎而言，無政治意義上的自然邊界。皈依非基督敎徒最大困難在於倫理上的障礙，因此需要通過傳敎的手段使異敎徒心甘情願地皈依基督敎。從某種意義上，基督敎在全世界的傳播，即精神征服取決於基督敎國王的領土擴張，即世俗征服。為此，亞歷山大六世敎皇於1493年頒佈了5項敎諭，賦予了“天主敎國王”佔領廣泛地區的權利。這一地區的定義空泛至極：“所有向西、南已發現和將發現，已見或未見的島嶼與陸地”。也就是說：在世界的征服過程中，世俗權力與敎會權這兩把利劍總是同心協力，二者分離行使的情況極為罕見。武力衹有通過傳播福音賦予的權力才可“合法”進行征服，而傳敎衹有在武力的伴隨與庇護下才有所作為。

　　1.帝國的形成

　　尋找香料為歐洲海外擴張最主要的經濟動因，但從地中海向大西洋擴張的過程中，中世紀歐洲對大西洋的開發亦十分重要。當時的造船技術、船位的確定及地圖、航海圖的完善為歐洲開發大西洋通道提供了條件。而大西洋的開發，又爲歐洲發現新世界提供了實際經驗。

　　11世紀歐洲的貿易心臟地帶集中於地中海東端地區，通過熱那亞、佛羅倫薩及威尼斯保持與東方的絲綢、瓷器等奢侈品的交易。15世紀，土耳其人扼控了貫通亞歐的陸地絲綢之路。威尼斯商人坐待貿易恢復，而已解決了內部邊界的西葡兩國則開始向伊比利亞半島以外擴張，尋找替代地中海航線的新航道。

　　海外擴張的另一目的是尋找黃金，因熱那亞、佛羅倫薩及威尼斯獨佔此種貿易，大量黃金源源流入上述地區換取奢侈品，致使歐洲其他地方出現黃金短缺，金價猛漲。在歐洲對大西洋的開發中，葡萄牙一馬當先。首先是對北非的征服，接着是對大西洋島嶼及非洲沿海的開發，最後開通印度海道，形成葡萄牙東方帝國：

　　1415年，佔領休達(Ceuta)。
　　1419年，首航馬德拉群島。
　　1427年，抵達亞速爾群島。
　　1434年，越過勃查多爾角(Cabo Bojador)。
　　1456或1460年，發現佛得角群島。
　　1485年，探索非洲大西洋沿岸。
　　1487年，巴羅托羅梅烏．迪亞斯(Bartolomeu Dias)繞過好望角。葡人涉足印度洋。
　　1498年，達伽瑪抵達卡里卡特(Calicute)。東西方固定航線始通。
　　1506年，抵達錫蘭。
　　1510年，葡萄牙人佔據果阿。
　　1511年，葡萄牙人佔領滿剌加。葡人開始進軍南洋群島及東亞。
　　1512年，安東尼奧．德．阿布雷烏(António de Abreu)踏上香料群島。
　　1513年，歐維士初航中國。
　　1517年，葡萄牙大使托梅．皮雷斯(Tomé Pires)入羊城。
　　1543年，葡萄牙人“發現”日本。
　　1553－1557年間，葡萄牙人租據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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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帝國形成的條件及其目的

　　從宗敎信仰的角度分析：將海外發現視為神授天意，因此無論神職人員還是世俗人員均為一種伊比利亞民族的使命感所驅使，力圖使一切異敎徒皈依，將天主敎信仰播揚全球。就軍事實力而論，海外發現時期，葡萄牙在航海技術及火器上具有明顯的技術優勢。這便是後來鴉片戰爭中，中國人醒悟到的“船堅砲利”。當時的作戰理論是：你死我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摧毀一切土著勢力。所採取的具體戰術是：以馬匹、獵犬配合登陸作戰。在上述前提下，伊比利亞民族迅速征服、佔領了超出他們領土幾十倍的世界版圖，這便是所謂的“新世界”。

　　總而言之，征服新世界具有兩個主要目的：其一為精神目的。它起源於中世紀，為十字軍的宗旨。早期敎皇多次頒佈有關敎諭，將精神征服權賦予葡西國王。其二爲物質目的。它反映在征服者改善其經濟狀況的渴望及獲得榮譽、一舉成名——典型文藝復興思想——的願望中。財力、名望為社會地位上升的兩大要素。

　　為這兩個目的所驅使，儘管葡萄牙帝國在其鼎盛階段的人口僅在90萬至140萬之間②，但“據估計在1500年至1580年間，計有28萬葡萄牙人離開王國，年平均數為3500人。在1580至1640年間，數量上昇至30萬(年平均數為5000人……)”③。也就是說，在上述一個半世紀中，近6萬葡萄牙人置身這一海外發現事業。葡萄牙通過貿易、殖民與移民將其無形的國界延伸至世界各地。葡萄牙香料帝國的存在是短暫的，但它卻是荷蘭及英國商業帝國的先驅。弱小的葡萄牙開發了一個面積超過北美13州的南美巨人—巴西。發現初期人口不滿100萬的“盧濟塔尼亞”人成為了現代世界的拓路人，為現代世界增加了1億多葡裔居民。

　　為此，這個航海民族付出了巨大犧牲，在葡萄牙偉大詩人費爾南多．佩索阿(FernandoPessoa)的筆下，我們可以體會到海外發現給當時葡萄牙造成的社會震蕩：

　　“啊!葡萄牙的海，
　　你那鹹澀的水，
　　飽含了多少葡萄牙人的悲傷苦惱。
　　為踏平你那萬頃波濤，
　　多少慈母曾把淚拋，
　　多少兒女徒然祈禱，
　　多少姑娘未成秦晉之好，
　　啊！大海，一切均為征服你那駭浪驚涛！”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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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帝國生存的基本政策與結構

　　16世紀的葡萄牙人口不多，無充份的人力資源來維護一洲際性的龐大帝國。在向海外輸送“帝國孤女”的實驗未奏效後，採取了一個黎沙敎授稱之為“生物社會擴張(expansãobiossocial)”⑤的民族融合的政策⑥，鼓勵葡萄牙人與當地人通過各種正式或非正式的婚姻關係繁衍後代並用他們作為保護葡萄牙海外帝國的基石。分析葡萄牙這一殖民政策的形成基因，可以說它與葡萄牙文化的多元性不無關係。作為國家，葡萄牙處於歐非、大西洋與地中海交匯之地，其文化基礎為基督敎文化，但具有濃厚的伊斯蘭敎⑦及猶太敎的潛層。這一文化多元性，決定了葡萄牙人在海外地理大發現中較容易地與他們所到之處的人民、文化融合。因此，作為歐洲海外擴張先鋒的葡萄牙人，在一以大西洋畔里斯本為中心、分佈在非、亞、美、大洋洲四洲的葡萄牙帝國中，奉行了文化及血緣融合的政策。在南美洲的巴西除了實施上述政策外，還採取了大規模領土開發的方針。“葡萄牙帝國僵硬、正統、沒落，猶如一座在熱帶熱浪中腐爛、但欲艱難支持的古老廢墟。在現代時光的旋渦中，有人為它仗義執言，認為在它身上發現了較之其他更輝煌的龐大帝國更為自由的特徵。這一帝國可以是垂死、沒落、腐朽的，但至少不曾有過種族偏見。”⑧葡萄牙人雖擁有當時堪稱先進的船砲，但因無有效的後勤援助來深入、開發他們發現的各地，所以基本上採取了對弱小的對手加以消滅、將勢均力敵的對象分化瓦解、與無法匹敵的對方睦鄰相處的政策。這一政策體現在所簽定的各種條約上。所謂的葡萄牙東方帝國，實際上主要是靠條約維持的⑨。在早期中葡關係中，葡萄牙人曾通過派遣使節來達到此目的。就其組織構架而言，葡萄牙帝國因地制宜，採取了不同的軍事、宗敎及行政組織、管理形式，但其主要機制有如下幾種：

　　①要塞制度(capitanias)

　　1415年葡萄牙人佔領休達後，將當地的政治、行政及軍事權力集於要塞司令(capitão)一身之上。此種高度集中的權力形式成為15世紀末至16世紀初，葡萄牙人管理在非洲沿海奪取或自建的堡壘的模式。在中世紀，要塞司令為一純粹的軍職，但自佔領休達起，其主要作用仍是軍事長官，但同時已兼有其他職能。葡萄牙人在非洲、亞洲沿海控制的一系列堡壘是所謂的“灘頭堡”，它以軍事為後盾，保障洲際貿易，無意深入內地。葡萄牙人在早期對華接觸中亦採用了此種模式，例如西蒙．德．安德拉德(Simãode Andrade)曾於屯門設立一普通工事。葡王唐．曼努埃爾一世(D. Manuel I)曾於1521年3月7日在里斯本頒佈敕令，任命末兒丁甫思多減爲將在華建立的要塞司令。“唐．曼努埃爾敕令：傳喻所有船長，末兒丁甫思多減為我王室貴族。受我之命，將在中國設立一要塞並准運中國貨物……。”⑩乃至葡人定居澳門後，仍採取的是這一傳統的模式(11)。

　　②分封要塞制度(ascapitanias－donat＇arias)

　　這也是一種政治－軍事機制，一種十分獨特的法律形式。1440年至1770年間，在馬德拉、亞速爾、巴西及非洲沿岸施行。就其管轄權而言，它與北非的要塞制度有某些相似處，但葡萄牙王室首創此種分封要塞制度的目的十分明確：實際佔領和殖民一切發現地。1433年9月26日，葡王唐．杜瓦爾特(D. Duarte)首次向其兄弟唐．恩里克(D. Henrique)王子頒發分封書，將馬德拉群島分封給他。據此，被分封者享有一切稅收及收入，擁有民政管理及司法權，但死刑及斷肢刑仍歸國王審理。被分封者可對封地進行一切形式的改造，並有權將封地以臨時或永久的形式出租或贈與他人。此種分封而且是世襲的，主要權限是頒發特許狀，市鎮管理，頒佈稅收，商業管理等。其經濟基礎為農牧業。

　　③總督制度

　　因距離遙遠，在葡萄牙東方帝國的形成中，葡萄牙本土的權力結構也出現了變化：國王座鎭里斯本；葡印總督實際掌控東方帝國。其權力巨大，無怪葡萄牙語中稱總督為vice－rei，意即“裨王”或“副王”。澳門從1844年起，才脫離葡印總督的管轄。

　　④市政府

　　葡萄牙海外屬地的主要行政構架，實際上是其本土機構的移植。市政府這一機構在海外設置的歷史可以追溯至對馬德拉開發的初期，但無確切文獻資料可考。一般認為其創立日期在1440年至1450年之間。市政府的出現是對要塞司令及被分封者權力的一種制約。在澳門的情況下，由國王通過葡印總督任命的“巡航首領”及1623年以後的“兵頭”與代表當地葡人利益的議事會(12)的沖突貫穿了澳門幾百年的歷史(13)。

　　⑤仁慈堂

　　葡萄牙本土最早的此類機構——里斯本仁慈堂創立於1498 年8月。通過王室給予的一系列特權，仁慈堂迅速積累了龐大的資金，積極開展慈善事業。由於仁慈堂的性質，海外葡人使團更需要它，因此隨着海外擴張的發展，它迅速傳播至有葡萄牙人聚居的地方，成為葡萄牙帝國的支柱之一。仁慈堂在其同類慈善機構中脫穎而出的原因，是它具有龐大的財產，社會救濟能力強大，其成員多為當地社會的政治—經濟精英。澳門仁慈堂創立於1569 年(14)。

　　⑥天主教教會

　　在16世紀歐洲海外殖民、文化交流和侵擾掠奪相輔相成的發現新世界過程中，傳敎士扮演過重要的角色。歐洲海外擴張的經濟和宗敎的因素前面已述，對那個時代來說，將殖民活動與傳敎活動作一絕對分割有違歷史事實。天主敎敎會是葡萄牙海外帝國的主要支柱之一。它不僅具有傳敎的任務，同時還具有協助國王對其散居世界各地的臣民進行宗敎道德敎育的功能。從澳門的具體情況來分析，敎會的成立早於行政權的設立，因此早期澳門敎會除了她的宗敎職能外，為澳門政治—經濟一文化制度的設立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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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葡萄牙帝國與中華帝國的交鋒

　　中國是人類歷史上文明發達最早的國家之一。四大發明對世界文明曾產生深遠影響，直至明初，我國航海、軍事、印刷、建築等科學領域仍處於當時世界的領先地位。明中葉起，中國的科學技術開始呈現頹勢。然而，在歐亞版塊的西端，作為資產階級革命先聲的文藝復興已蓬蓬勃勃。文藝復興為西方文明史，乃至人類文明史上的一場革命，具劃時代的意義，它標誌着歐洲中世紀與近代的分界。在人文主義的影響下，科學和技術衝破了中世紀的黑暗與桎梏，空前發展。此前，人們對自然的認識一直受到傳統物理學、醫學、天文學、基督敎神學的支配，直至以哥白尼、哈維、伽利略、牛頓為代表的解釋自然現象的新理論出現後，這一情況才出現巨變。

　　地理大發現是人類歷史上一場“空間的革命”，溝通東、西半球，聯繫新、舊大陸，古代有關大地球形的猜想得到了證實，中世紀狹小的世界觀有了擴展，人類進一步發現了其生存的地球，也更加認識了自己。“15世紀至17世紀之間，開始形成一個世界規模的生活方式的結構，產生了將影響其他經濟的世界貿易的初始元素及一種世界文化的輪廓。它使東西、南北之間的思想、書籍及其食物和風俗習慣得到了交流。”(15)技術領域内，文藝復興亦成就燦爛。15世紀中葉發明了古登堡活字印刷並迅速廣泛傳播到歐洲各地。伊比利亞半島的葡、西兩國航海家在歐洲本身科技長足發展的基礎之上，吸收了各國、尤其是阿拉伯世界的商業知識及航海技術(16)，推進了一系列跨洋洲際航海活動，成為“新世界”的尋路人，將歐洲文藝復興的新智播揚全球。“新世界”的發現及印度海路的開通為歐洲文藝復興的重要內容之一。亞當．史密斯曾高度評價說：“美洲的發現及通過好望角東印度海路的開通是人類歷史上兩個最偉大、最重要的事件。”就世界史的分期而言，地理大發現推動了全球範圍的海陸考察研究，新的地質、地理、人文資料迅速積累，引發了地球科學的飛躍，由古代階段上昇至近代階段。這一發現，亦促進了天文學、航海學、造船技術、氣象學等學科的近代化進程。“15至17世紀的歐洲海外擴張，首先意味着這場巨大的空間革命，同時意味着全球經濟、政治及文化國際權力的中心已從伊斯蘭世界移向基督敎世界。”(17)但在“15世紀，全球科技、軍事及經濟大權仍掌握在伊斯蘭及華夏文明手中。15世紀起，尤其是16及17 世紀，是歐洲向世界及上述霸主挑戰的世紀。”(18)在文明的競爭中超過伊斯蘭文化後，基督敎文化開始向東方文明、主要是華夏文明推進。古老的中國面臨一種復興、新興文化的挑戰。

　　以領土與精神征服為其根本目的海外地理大發現，從其開始便是要尋找馬可波羅向歐洲描繪的富甲天下的中國。不可否認的是，伊比利亞兩國從來就有武力征服中國的計劃。這一征服華夏的籌劃經歷了不同的階段。第一階段，由於對中國的地理、政府結構及軍事實力尚無確切的瞭解，所以征服華夏的高談闊論四起。這一階段以托梅．皮雷斯的《東方簡誌》為起始，以1522年末兒丁甫思多減的軍事失利為其終結。第二階段，耶穌會於1583在肇慶立穩了腳跟，但對中國的國力尚無一全面的瞭解，征服中國仍在議題之中。第三階段，待耶穌會對中國有了較全面的瞭解後，他們意識到軍事征服中國是一件事，管治這個龐大的國家則另當別論。范禮安於1595年便指出：“根據我們對這一地區的瞭解，這似乎是一種純粹的幻想(19)，因為需要另外一種權力來統治這一廣闊的帝國。”(20)此種對中國現實的瞭解，對西、葡聯合王國軍事、行政管理能力的懷疑，為制定耶穌會對華傳敎的新政策奠定了基調。

　　外交與戰爭構成國與國間關係的不同階段。幾個世紀以來的葡中關係主體是外交接觸，貿易往來，宗敎傳播，但在此種關係受阻或產生嚴重危機的情況下，武力征服中國之議幾度沸揚(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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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帝國緩慢的解體與終結

　　初期開發大西洋後，至16世紀中葉，葡萄牙人已執行當時遠距離貿易的牛耳。沿非洲海岸設立的一系列商站及堡壘，為葡萄牙人挺進東方提供了堅實的後勤援助。佔領霍爾木茲及果阿後，葡萄牙人基本控制了波斯灣及印度洋的貿易網絡。奪取滿剌加後，葡萄牙東方帝國開始形成，香料貿易及中國絲瓷的貿易終於成為了葡萄牙王室的專營。至此，航海王子的夢想與理想成為了現實。葡萄牙王室從里斯本掌控着一個洲際性的龐大海上帝國，葡萄牙海上帝國也經歷了一個緩慢而漫長的解體過程。葡萄牙人的成功，很快遭到了歐洲其他國家的嫉妒。經過一個世紀的輝煌之後，荷蘭人及英國人的接踵而至，葡萄牙人建立的“香料帝國”分崩離析。

　　1641年，滿剌加易手於荷蘭人。
　　1663年左右，除澳門及帝汶之外，整個南洋群島的香料貿易已為荷蘭人所掌控。
　　1822年，巴西獨立。
　　1955年萬隆會議之後，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在整個20世紀60年代風起雲湧。葡屬非洲將不可避免地匯入此股洪流。英、法等歐洲殖民國已採取了較變通的手法以維繫同其非洲殖民地的聯繫，但以薩拉查為首的葡萄牙政府仍僵持殖民立場(22)，認為被視作“劣等民族”的黑人不可能反奴為主，因而對殖民地採取鎭壓政策，導致葡屬非洲人民被迫進行武裝鬥爭。
　　1961年，在“萬隆精神”鼓舞下，印度武力收回果阿、達曼及第烏。
　　1974年，幾內亞(比紹)獨立。
　　1974年，佛得角獨立。
　　1975年，聖多美與普林西獨立。
　　1975年，莫桑比克獨立。
　　1975年，安哥拉獨立。
　　1975年，東帝汶獨立。
　　1999年12月20日，澳門回歸中國。

　　至此，從1415年佔領北非休達開始的葡萄牙海上帝國永遠消失了。作為中國人，不難體會澳門回歸給我們民族帶來的喜悅，但不是很容易理解葡萄牙民族的愴惻。此種哀戚不在於將一個繁榮、現代化的澳門物歸原主。葡萄牙民族心理、民族精神經受的莫大衝擊是，“……一個隨着時間的流逝超越了他(航海王子)自己的夢想以及我們葡萄牙人本身的偉業。”(23)巍巍一代帝國經過一緩慢而漫長的解體後，終於關上了最後一扇大門，令葡萄牙人在世界歷史上佔有一席之地的海外地理大發現壽終正寢。“通過一巨大的代價，葡萄牙打開了一個廣袤世界的大門，而她卻無法統治、控制它；歷史常常作弄人，葡萄牙落了伍，如同一個遠離其生活過的世界的退休者，苟延殘喘。她仍可聊以爲生，但卻無法再顯輝煌。如同年邁者，絕望地攫住所擁有的一切，抵抗時光的荏苒而無濟於事。儘管如此，她的英名在世界史冊上永垂不朽：一個如此狹小、如此貧窮的國家創立了這樣一個偉績。”(24)

　　末督貼心捧旗的肅穆表情難以蓋飾一片黯然神傷，1999年12 月20日標誌着一個時代的終結。亞洲成為了亞洲人的亞洲。亞洲將在21世紀再次崛起。

　　庚辰年節於里斯本

　　*旅葡資深澳門史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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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釋：

　　①參見吳志良《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澳門，澳門成人敎育學會，1998年，附錄一。
　　②參見魯伊斯．德．阿爾布爾克(Luís de Albuquerque)《葡萄牙發現史字典》，里斯本，道路出版社，1994年，卷1，第342－343頁。
　　③同上，第351頁。
　　④費爾南多．佩索阿著、金國平譯(使命．啓示》，澳門文化學會，1986年，第87 頁。
　　⑤黎沙(Almerino Lessa)《澳門—熱帶葡萄牙人類學研究》，里斯本，國際出版社，1996年，第23－55頁。這一“生物社會擴張(expansão biossocial)”的主要措施有：1.接受較自由的風俗習慣。開國前的葡萄牙領土長期受伊斯蘭文化的影響，因此接受天主敎文化後，仍然有一夫多妻制的文化淺層存在。因此，就文化的角度而言，葡萄牙人在海外擴張過程中，較易採取種族通婚政策。2.鼓勵葡萄牙人夫妻同時外出並禁止他們返回葡萄牙本土。3.鼓勵、保護同土著婦女的通婚。它不僅成為了海外葡萄牙人的婚姻形式，而且帶有國家利益。4.允許在海外服刑的流放犯刑期滿後，在當地成家立業。5.向海外輸送孤女。6.禁止育齡婦女返回葡萄牙並阻止婦女入修道院。7.向海外輸送孤兒、棄童。8.對夫妻及其子女加以保護。9.非婚生現象普遍化。10.以葡裔開發、保衛海外領地。
　　⑥參見桑賈伊．蘇拉馬尼亞姆著、何吉賢譯《葡萄牙帝國在亞洲——1500－1700政治和經濟史》，澳門，紀念葡萄牙發現事業澳門地區委員會，1997 年，第228－234頁。關於這一政策在澳門實施的情況，即“土生”的起源可見安娜．瑪里亞．阿瑪羅著、金國平譯《大地之子——澳門土生葡人研究》，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93年及賈淵、陸凌梭著、陳潔瑩譯《颱風之鄉——澳門土生族群動態》，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94年及黎沙，前引書，第178 －186頁。
　　⑦博克塞《葡萄牙海上帝國1415－1825》，里斯本，70年代出版社，1992年，第20－21頁。
　　⑧同上，J.H.葡隆(J.H. Plum)序言第16頁。
　　⑨薩安東(合法統治權：作為葡萄牙東方帝國基石的條約，國際法史及葡萄牙法律研究》，澳門，東方基金會、東方葡萄牙學會，1997年，第151－200頁。
　　⑩參見里斯本國家檔案館，唐．曼努埃爾一世(D.ManuelI)文檔，第35簿，第92頁反面。
　　(11)詳見吳志良，前引書，第49－50頁。
　　(12)澳門議事會在葡語文獻中亦稱Leal Senado da Câmara do Nome de Deus de Macau。
　　(13)詳見吳志良，前引書，第49－106頁。
　　(14)詳見吳志良、楊允中主編《澳門百科全書》，澳門，澳門基金會，1999年，第136頁。
　　(15)魯伊斯．費利帕．巴雷多(Luís Filipe Barreto)《葡萄牙向世界擴展的意義》，澳門行政曁公職司《行政》，第36期，第367頁。
　　(16)“14世紀之前，關於地球的知識、航線及商業網相當於地球實際面積的四分之一，但大部分掌握在伊斯蘭文明手中。但至16世紀中葉，人類對世界的認識已首次基本接近現實。此時的人類航海知識，航線及商業網絡已為基督教歐洲所有。”參見魯伊斯．費利帕．巴雷多，前引文，第367－368頁。
　　(17)魯伊斯．費利帕．巴雷多，前引文，第368頁。
　　(18)魯伊斯．費利帕．巴雷多(澳門：多元文化中心》，《澳門》，1996年9月號，第33頁。
　　(19)征服中國一事。
　　(20)范禮安《駁斥對在日、在華耶穌會神甫的多種誣蔑》，阿儒達圖書館，49－IV－58鈔件，第98頁反面。
　　(21)我們將根據葡、西檔案資料，另文闡述此問題。
　　(22)原因可能是葡萄牙未像其他歐洲殖民國家在第一、二次世界大戰中失去他的殖民地。
　　(23)參見《公衆報》(Público)，1994年3月4日版。
　　(24)參見博克塞，前引書，J.H.葡隆(J.H.P1um)序言第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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